出自：bcghendersoninstitute
对企业而言，面临的挑战并非在理想主义与全面放弃之间做选择，而是要在韧性发展、本土化适应与长期商业目标之间找到务实平衡。尽管近年来取得长足进步，但当前企业可持续发展运动的处境显然不尽如人意。不过该领域自诞生以来始终在曲折中前进，有充分理由相信当前的政治逆风虽势头强劲，终究只是暂时现象。
现代企业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实践兴起于1990年代，旨在应对贸易投资自由化浪潮及其引发的社会经济活动扩张担忧。随着全球报告倡议组织（GRI）和联合国全球契约在本世纪之交相继创立，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在全球范围蓬勃开展。这场运动逐渐吸引了消费者、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的参与。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发起”责任投资原则”倡议成为分水岭事件，由此催生ESG运动。至2019年，标普500指数企业中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（涵盖可持续发展原则）的比例已从2011年的20%飙升至90%。
然而当下，企业可持续发展正面临十字路口。国际竞争加剧与国内社会分化的政治新格局，正在重塑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。部分知名企业已公开撤回脱碳和社会包容等关键可持续举措，更多企业则因商业回报未达预期而转向中短期盈利。典型案例包括：多家主流车企全球收缩电动车计划，至少三家能源巨头因需求疲软取消绿色工厂建设，加拿大五大行及美国六大银行集体退出联合国”净零银行业联盟”。更多企业正悄然削减可持续投入，在战略调整中重新评估其重要性。
这引发核心拷问：企业可持续发展运动是否已不可持续？
政治考量压倒一切
近年来最重大的变化当属强权政治回归。冷战后的”历史终结论”时代已然落幕，大国战略博弈重新成为国际舞台焦点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东冲突升级印证着这种转变。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议程出现分歧时，昔日盟友会立即调整立场——如美国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。
气候变化同样驱动地缘政治。截至2024年中，因暴力冲突与气候变化流离失所者达创纪录的1.2亿人，其中75%栖身于气候高风险国家。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国际摩擦。
新环境下，强权政治与安全考量凌驾市场规律。贸易投资政策不再单纯促进经济福祉，更服务于地缘野心。美国《芯片与科学法案》投入数百亿美元打造本土芯片产能即为明证（尽管目前因债务问题受阻）。经济民族主义抬头削弱了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规范，全球化退潮令各国合作机制逐渐失灵。
这种转变对企业可持续发展产生多重负面影响：供应链重组优先考虑地缘风险抵御，可持续性权重下降；全球ESG标准体系面临碎片化，人权领域已现端倪；国际协作弱化不仅阻碍可持续挑战应对，更削弱公共卫生危机响应能力——对比2013年埃博拉疫情与新冠疫情期间疫苗政治化便可见一斑；英国财政大臣在达沃斯表态”经济增长优先于机场扩建争议”，凸显可持续发展正被视作经济增长的竞争对手；跨境投资风险溢价导致14个西方国家组建关键矿产联盟，通过供应链本土化规避政治风险。
可持续监管遭遇逆风
美国新政府再次退出《巴黎协定》并收缩可持续投资，短期内环保政策弱化已成定局。欧盟亦面临可持续监管反噬，前欧央行行长德拉吉警告”扼杀竞争力的监管正引发生存危机”。叠加地缘因素，众多跨国企业已公开调整可持续承诺。
但长远来看，多股反制力量将扭转当前颓势：中国引领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突破已成为地缘竞争新赛道；洛杉矶山火等气候灾难终将推动民意反转；可持续商业模式创新正将其从成本负担转化为竞争优势；农业减产与保险成本攀升表明，气候影响已从道德命题转变为经济现实。
破局之道
面对短期弱化与长期强化的复杂态势，企业既不能理想主义地按部就班，也不应全盘放弃可持续议程。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所言”怪物横行时代”恰是当前转型期的生动写照。对此我们提出六项应对原则：
• 预判可持续需求反弹，未雨绸缪应对未来更激进的气候政策要求
• 重塑联合国全球契约等普世价值基准，跨越意识形态构建文化桥梁
• 通过本土化适应提升政策碎片化应对能力，自下而上重建信任
• 将可持续要求融入技术创新战略，着力发展能源与材料效率等短期见效领域
• 聚焦核心议题，注重实效而非形式，避免过度扩张与政治化陷阱
• 趁竞争对手分心之际，加速推进符合企业价值观的战略决策
简言之，企业唯有穿越当前低谷，务实布局未来反弹，方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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